【正文】摘   要：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乡村建设的理念及实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和实践宝贵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经验。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乡村建设在当时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和模式，尽管由于日本的入侵没有成功，但其经验和某些做法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青岛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所参考。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青岛；研究
　　Abstract: Chines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rose from the 1920s and 1930s last century. It is a rural relief or social reform movement leaded by intellectuals and accompanied by various sections of society, and is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and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of Saving the Nation. The concept and experi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is the precious thought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e rural construction of Qingdao in the 1930s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national rural movement construction movement and has formed its own experience and pattern.  Although it failed because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its experience certain practice does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of Qingdao which is going on today. 
　　Key words: the 1930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Qingdao; Research
　　一、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起源
　　与任何社会运动的发生一样，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和壮大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一种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的实践性社会运动，必然有其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是乡村建设运动的直接动因。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面临深渊。农村“破产”，是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是知识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强大动力。与当代学者更多地将农村、农民、农业作为“问题”看待，关心“三农”问题更多地出于良知，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其破坏性作用的观念和做法不同，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知中，农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①。这一看法有其现实基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农村社会。30年代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农业所占比重达到90％，因此，认为“国民经济完全建筑在农村之上”③。这是就经济而言。在文化上，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要嫁接在乡村这棵老树上，才能发芽滋长。在政治上，新的政治习惯的养成和国家制度的建立，也奠基于乡村民众的自觉。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④。如果说，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强调乡村的重要性属于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背景的晏阳初最终选择以农村为工作对象，就更能说明农村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份量。
　　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不应该仅仅将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消极应对的产物，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⑤。惟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
　　如果说，乡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的中国逐渐汇聚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的话，那么，它的源头的涓涓细流却发源于不同的时间，也曾流经不同的区域。然而，一旦人们从各自的入手点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乡村社会中各种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要想改变乡村面貌，非求“连锁解决”是办不到的。如扫盲识字的农民张三，却发现自己仍然与隔壁的“瞎子”李四一样贫穷；政治上的自治组织建立之后，还要培养公民意识；优良动植物品种引进后，如果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销售渠道，就很难获得增值的利益；而如果不进行卫生保健方面的改良，其他工作都要受到极大的影响……等等。总之，随着工作的进展，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由点到面，并逐渐接近。这种接近，一方面是指各主要乡建团体所进行的工作无论以何者为切入点，后来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当时常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即众多的乡建流派最终汇合成有相同内涵的乡建运动。另一方面是指组织上的接近。诚如梁漱溟所言，“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⑥但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则是这些团体和机构的共同点。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理念及实验活动
　　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多达600多个，建立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 。这个判断既概括了乡村建设的性质，也说明了当年乡村建设的内容。用今天的眼光反观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其中的七种模式至今仍然有很大影响。
　　1、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衡山和新都的实验，当年被称之为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 。晏阳初和他的“博士团”在定县认真进行社会调查，诊断出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然后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方式，来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时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创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
　　2、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荷泽和济宁的实验，被称为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其办法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范围内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3、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实验即北碚模式。卢作孚所走的道路是实业救国的路子，他以民生公司为后盾，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北碚开展了乡村建设实验。十几年间，他带领村民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又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
　　4、黄炎培、江恒源等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黄墟、善人桥、沪郊的实验区——徐公桥模式。黄炎培等注重乡村改进，于1928年4月成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制定章程，使之成为改进乡村的唯一机关和主持改进事业的重要团体，然后在它的组织下，实施乡村的普及教育，推广合作，改良农事、提倡副业和推行新农具，建设道路、桥梁、卫生等公共事业等。
　　5、高践四等人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北夏、惠北）的实验即无锡模式。该模式首先从事乡村教育，包括设立民众学校、建设乡村小学、举办青年学园和训练班；其次，成立乡村自治协进会，开展地方自治，进行民众教育与保甲合一的实验；第三，指导农事和进行农业推广，与江苏省农业银行无锡分行合作设立北夏农民借款储蓄处和惠北农村贷款处流通金融；第四，推进农民合作，发展家庭副业，建设农村公共卫生等。
　　6、陶行知和中华教育改进会创办的晓庄学校即晓庄模式。陶行知所创办的晓庄学校，积极支持师生的民主革命活动，声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所关闭。
　　7、国民党中央部门如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青岛市政府乡村建设办事处，地方政府和国立中央大学的参与以及主办的江宁、兰溪实验县和青岛郊区的实验等。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创造的平民教育理念、农民合作理念、群众参与理念，以及公平土地制度、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家庭副业、建设乡村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改善农村教育医疗条件等方面的探索，不仅影响了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变迁，而且对当代世界农村发展管理理念和社会实践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比如：罗斯福时代通过了以晏阳初名字命名的《晏阳初法案》，在美国推行他倡导的平民教育；里根时代评选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人物，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齐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后，至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近现代我国乡村遭遇列强文化单向渗透和冲击的局面下，唯有中国乡村建设理念，反过来对世界近现代乡村发展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晏氏所创造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要想“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走出象牙塔、走进篱笆墙”等信条和理念 ，仍然值得今日的新农村建设者学习和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乡村建设派为了交流和推广乡村建设的经验，研究和探讨乡村建设实验中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于1933—1935年分别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连续三次召开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每次讨论会的论文都结集出版，由章元善、许仕廉、江问渔、梁漱溟等分别编辑，并经过中华书局印行了《乡村建设实验》（1-3集），汇集了乡村建设运动实验的工作总结及其问题讨论，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借鉴保留了异常珍贵历史资料。
　　三、20世纪30年代青岛的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乡村建设在当时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和模式，尽管由于日本的入侵没有成功。但其经验和某些做法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所参考。
　　20世纪30年代，青岛市政府认为“城市之兴衰，系于乡村，乡村败则城市随之俱败，故开发乡村，实为繁荣城市之根本”。在近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以“助民、便民、不扰民”为三大原则。其施政方针系以行政力量推动乡村教育，以乡村教育功能充实行政之不足，即当时所称的“政教合一”。在执行上，当时的市政府本着“行政区划愈小愈好、政治系统愈简单愈好”的原则，在青岛乡区设立5个乡村建设办事处，由市政府及直属的工务局（相当于今之建委）、社会局、教育局、公安局、农林事务所各派一人组成。由市政府指定各办事处主任，常驻各办事处，目的就是不增加行政经费，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市政府直属各局台所联合各乡村建设办事处通盘筹划，就主管范围内编定乡区建设方案，交各乡村建设办事处执行，并报市政府备案。各乡村建设办事处的职责除执行各局所交办的乡村建设事务外，还负责调查农村实况、向上级报告建议、指导地方执行建设、督察等任务。
　　1、把乡村交通通讯建设放在首位
　　20世纪30年代，青岛市政府把建设四通八达的农村道路交通网放在乡村建设首位。由市工务局合理规划乡区道路网，制定统一的工程标准，交主管部门遵照动工。道路修筑全部由市政府拨款修筑，不费乡民分文，各办事处则发动农民义务劳动，筑成之后也由市政府拨出养护款、由各村分段负责维护，从1931至1936年间，青岛的乡区道路里程增加了10倍。各村均完善警报、电话、邮政等通讯网络，一旦发生治安事件，警察能在五分钟内出警，一刻钟内合围，电话线割断另有信鸽传递消息。
　　2、推广乡村教育，输入现代文明
　　强制农村义务教育，制定入学目标。鉴于乡村学校缺乏，教育水平低下，学生入学困难，由当地公安机关调查登记入册，市教育局督同各乡村建设办事处在乡村普遍设立小学，保证每一大村有一完全小学，每一小村有一分校，儿童可以就近入学。新校舍建设以政府与民间合作方式建造，由政府出钱，群众出工。并调查学龄儿童，实行强制教育，对不入学或提早辍学者课以罚金，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把校舍建设和入学率列为考核目标。另外还创办乡村中学、师范学校及农村职业学校，训练师资，培养适合农村农业发展的各类人才。
　　3、加强农村金融救济
　　鉴于农村资金短缺、贷款困难，在当时的青岛乡区即沧口、李村、九水、红岛、薛家岛各处组设合作社，分设小额贷款，贷给农民。贷款手续简单，只要村长做担保，地契作抵押即可。除合作社之外，并在每村设立农民银行办事处，提供低息贷款。发动农民组织农村消费合作社，以入股的形式组织，销售农村需要的各种物资。
　　4、加强乡区公益设施建设
　　由市政府财政出资，在各乡区建设便民休憩场所和卫生设施，所内设置各种娱乐设施、购买书籍、悬挂关于卫生、农工商各种常识图画及新生活公约，并附设武术练习所、俱乐部等；卫生设施包括民众澡堂、医院、诊疗所等。在乡区分设医院，较小的地方设立诊疗所，方便民众就近就医。药品低价销售，建立医疗巡回制度，在各乡区设巡回医师，定期携带先进仪器设备在各农村巡回应诊。澡堂并非政府出资创办，而是政府制定激励机制，鼓励商人创办，政府给予补贴，免交各种税费。设立流动书库，分赴各乡村传送知识，在乡区各较大村庄设立阅报栏，张贴报纸，由教育局购寄，辅助农村社会教育。
　　5、采取适当方式普及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农林事务所及各处分所负责普及现代农业科学知识。青岛农村人口多、居住分散，仅靠二三职员难以胜任，同时为改变农民的守旧心理，农林事务所酌定各区内农民最常栽种的农作物和果树，划定农业林业试验区，逐步改进。试验区划定后，农民对于农作物或果树的改良，未必信任农林事务所，各乡村建设办事处的农林股及分所为向农民验证现代科学方法远胜旧法，取得农民信任，特在实验区内租用农民的土地，设立若干农林中心区，令农民种植原来农作物，由农林事务分所派员指导，用现代科学方法指导农民栽种，所需种子苗木肥料，都有农林事务所无偿发给。按照新法的收获全部交给田主，以示推广农林。在取得农民信任之后，又在中心区之外，设立特约农田二种：一为采种田，收获农作物，由设立的农林分所收买，作为种子推广之用。一为试验田，专供用来改良农作物果木等的试验，均由农民呈请乡村建设办事处予以允许，其田力肥料劳动力，由特约农民自备，办事处仅供给种苗或种畜，派人指导，丰收则归农民所有，歉收则由办事处保证补偿，当时称实地推广法。但仅这种方法，短期内难以普及，农林事务所又在农村开设冬季农事讲习会和技术训练班，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并现场指导实习；同时由教育局通令各村小学在高级班添授农林科目，增设简易农场，增加学生的农业常识和农业技术。
　　6、根据市场提倡副业
　　除帮助农民提倡推广农产之外，积极向农民提倡发展农副产业，补助农业经济。如向农民提供外商和青岛市区需要的高级蔬菜花木的信息，向农民无偿提供培育的果树苗，繁殖牛羊猪鸡蜂纯种，改良本地家畜饲养业。推广经济林木，造成风景林和水源林，或开发游览或政府收买，直接、间接裨益农民经济。
四、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
　　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赞扬、支持、鼓励铺天而来，到几个中心实验区参观学习的人群应接不暇，平教会甚至需要刊登广告限定接待参观的时间；政府对乡建实验也给予了相当的肯定，1932年第二次内政工作会议后，建立县政实验县取得了合法性，官方还直接出面建立了江宁、兰溪实验县。但乡村建设运动也遭到了十分尖锐、深刻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来自国际组织的，有来自政府重要人物的，更多的来自学术界，尤其是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批评的焦点有二，一是花费太大，没有推广价值；二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本文对乡建运动意义的探讨，即从分析这些批评入手。
　　第一个问题的主要批评对象是平教会。晏阳初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有非凡的热忱，他还具有非凡的鼓动能力和筹款能力，平教会为数不菲的资金基本上来自美国企业和民间的捐款。该会之所以能够结集大批优秀人才，开展规模庞大的建设计划，资金相对充裕是一个基本的前提。面对批评，平教会的回应是，他们的事业是要研究出一个中国各省各县可以普遍利用的方法或方式来，就一县来看，这种方法或方式的代价是太昂贵些；就中国1900余县分摊，便不算昂贵了。而且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他们的工作以研究实验为主，推广工作决不是他们所能办或应办，而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说法言之成理，加上平教会未受政府资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较能得到各界的理解和认可。因此，这一批评虽使晏阳初等人烦恼，但未产生大的影响。
　　更为深刻尖锐的批评，是认为乡建工作只能解决枝节问题，而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促成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因素便是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这两种制度。”⑦这一批评十分透彻。然而，我们今天回顾乡建运动的得失成败时，对此进行分析还是应当和可以的。
　　首先，什么是“根本问题”?各方的理解互不相同，不同的背景和角度也会导致差异。孙冶方、千家驹、巫宝三、吴半农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土地占有的不平等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平等，确是当时农村发展的最大制度性障碍，然而，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从事乡村改造工作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也并不是只做一些枝节工作，而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他们对“根本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梁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几十年来外力的侵入，使中国文化的根本(有形的根——乡村和无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已经崩溃和动摇，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从培养人民新的政治习惯做起，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因此，必须从“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做起，也就是说从乡村建设做起。在他看来，他亲身参与过的立宪和革命反倒没有根本意义，正是为了求得根本解决之道，才需要进行乡村建设，并且他断定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本”，其他反而是“标”⑧。晏阳初认为中国问题千头万绪，“非从根本上求一个解决方法，只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久是治丝益棼，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所谓根本的解决法，在将欲从各种问题的事上去求的时节，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我中华四万万民众共有的各种问题，欲根本上求解决的方法，还非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⑨。平教会一开始即提出“除文盲，作新民”口号，后来通过社会调查，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愚、穷、弱、私，并针对性地制定了以文艺教育攻愚、发扬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开发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增强团结力的系统方法，以养成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合格公民。因此，在乡建工作者看来，乡村建设的目标也是整体的，“根本的”，从长时段来看，他们的认识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在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制度性问题之后，人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就会越来越显现其重要性，乡建理论和实践的价值、意义也就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其次，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剥削，一些乡建工作者有清醒认识，他们不是这种制度的拥护者。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黄巷实验区的工作人员指出，“局部的建设，常在枝节上下功夫；根本改造，常非教育所能为力。黄巷民众所最需要的为耕地，为工作；而耕地无多，地权不属，丝厂倒闭，茧价惨落。同人等常听到黄巷民众哀痛的呼声，只觉心余力绌。所谓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只是将颓垣败壁，略加修补，并非根本改造。”⑩主持定县社会调查工作的李景汉痛切陈词：土地问题实在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11）而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下，乡村工作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增加的收获，一旦国外农产品倾销，农民收入就不可能增加。因此，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土地制度下，从事乡村建设的局限，为乡建工作者所痛切体认。然而，从事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是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必须承担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核心任务。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在农村所进行的经济文化建设，对于当地乡村的发展，对于农民生活和生命质量某些方面的改善，确实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试想，对于因采用新技术而增加了收入的人，对于因得到及时治疗而延续了生命的人，对于因接受业余教育而看到了新世界的人，对于在运动场上奋力奔跑的人，对于站在舞台上忘情表演的人……他们的生命将从此而有所不同，他们还昭示了历来承受悲苦命运的农民的另一种可能性生活。因此，乡建运动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七八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需要“根本解决”的两大问题已不复存在，文盲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匪患不再，农业科技的试验推广由政府负责，连晏阳初本人也认为，当年他们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都实现了。然而，乡村建设运动仍给今天的农村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仍需要向乡村前辈学习。就具体层面言，今天还面临着若干当年乡建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如乡村的医疗保健体系仍很不完善，农民缺医少药的情况仍极为严重，探讨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医疗保健体制，仍是十分迫切的课题；九年制义务教育虽已由国家立法，但农家子弟因贫穷而上不起学的情况仍不在少数，农民对文化科学知识的渴求仍难以充分满足；农民的经济合作组织仍不够健全，文化生活仍不够丰富，一些社会陋习也沉渣泛起，等等，仍然需要各方面力量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繁荣的中国农村。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乡村建设的理念及实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和实践宝贵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经验。乡建运动对于今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即乡建工作者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解和热忱。首先，他们强调乡村的全面协调发展，认为各方面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的，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次，他们重视农村和农民对于建设国家的重大意义和伟大潜力，不是居高临下地对待农民，提出“化农民”必先“农民化”的主张，而不仅仅把农村、农民、农业作为“问题”对待。第三，他们重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晏阳初一生的信仰，梁漱溟反复强调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文化思想，并明确主张“以人为本，不以钱为本”，重视社会弱势群体，重视社会的平衡发展。第四，乡建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爱国精神和忧患意识，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创新，乐于践行的品格，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净化剂，虽然举家迁往农村“农民化”的必要性已经不大。
　　参考文献：
　　1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出版处、出版年不详，考察时间为1934年，“自序”，第1页。
　　2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2页。
　　3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出版处、出版年不详，考察时间为1934年，“自序”，第1页。
　　4梁漱溟：《我的一段心事》，《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534、535页。
　　5《乡村建设的意义》，转引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会编：《乡村：中国文化之本》，山东大学出版社l989年版，第1页。
　　6《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全集》(二)，第582页。
　　7孙冶方：《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中国农村》第2卷，第5期，1936年5月。
　　8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87—658页。
　　9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114—115页。
　　10许莹涟、李竞西、段继李编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1辑下册，第390页。
　　11转引自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62页。